《少女之心》被放行 手抄本出版

白士弘说：“我决定，将这个版本的《少女之心》重新整理出版，同时公开寻找原作者，一方面是为了在足以证明原作者身份的前提下，按国家的稿酬标准付酬给她，表示尊重;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她，更加直接地还我们一个真实的历史。”

新闻

《少女之心》已被放行

知名度最高的“手抄本”之一、在人们心中被定性为“黄书”的《少女之心》，即将堂而皇之地出版。

向记者提供这个消息的线索人表示：得知此事，他第一反应是震惊，其次是愤怒，究竟是谁在冒天下之大不韪，连《少女之心》这种作品也敢拿来出版?

经多方联系，记者找到了该书出版人、文华图书发展公司经理白士弘。白士弘称《少女之心》的手续均已经办妥，并在春节前拿到文化部开具准印批文，现正在筹办印刷等事宜，新书打算在元宵节之后推出。

据悉，白士弘已在一月初举办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展示过《少女之心》的样书，反响良好，有不少书商下了订单。很多四十多岁的人一看封面便痛快地承认“这书当年我抄过”。

来历

丹麦女记者上门送来“大毒草”

白士弘并非泛泛之辈，如今的手抄本热，跟他有着直接联系。

2000年底，白士弘率先出版了张宝瑞的《一只绣花鞋》，该书的热销引发了一场回味手抄本的热潮，而且还导致一场轰动一时的文坛纠纷——小说和电影剧本《一双绣花鞋》的作者况浩文认为《一只绣花鞋》涉嫌抄袭，扬言要动用法律手段维权。白士弘不得不飞往重庆面见况浩文……

在各路媒体的热炒之下，白士弘一跃成为贴上“手抄本”标签的公众人物。

这场纠纷告一段落后，陆续有人给白士弘送来一些手抄本，有的希望他能出版，也有的想卖点钱。就这样收集了20多种手抄本，其中就有《少女之心》，当时白士弘并没有重视它。

2001年初，白士弘又出版了收录七个手抄本代表作的《暗流：“文革”手抄本文存》。不久，一位长期研究“文革”现象的丹麦女记者叶凤英(Perrylink)找到白士弘，拿来几年前在书摊上买的一本《少女之心》，请他帮忙鉴定真伪。

关于这本《少女之心》的来历，书中介绍说是署名为“小思”的作者“我”在坐牢时所交待的材料，后来被传抄出来，最后被定名为《少女之心》，后来成了“文革”时期的“大毒草”。

动力

是市场推动还是还历史真实

白士弘告诉记者，看过手抄本的人都知道，那时的《少女之心》故事情节似乎并不重要，倒更像一本青春期性教育手册，的确有点“黄色”。但叶凤英拿来的这本却没有乱七八糟的内容，都是些用类似日记体写成的青春回忆和那个年代的日常生活。

经过一番调查，白士弘发现《少女之心》有多个版本流传，但大都情节雷同，以“黄”取胜。白士弘猜测，叶凤英拿来的这本《少女之心》，也许就是原作者多年后想澄清自己所做的一次努力，也许这个本子就是《少女之心》的原始版本。

白士弘说：“我决定，将这个版本的《少女之心》重新整理出版，同时公开寻找原作者，一方面是为了在足以证明原作者身份的前提下，按国家的稿酬标准付酬给她，表示尊重;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她，更加直接地还我们一个真实的历史。”

当然，《少女之心》无疑会非常畅销，这也是白士弘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认为凡是手抄本，都是经过市场检验的畅销书，“否则人们何必会花那么多时间去抄它?”

故事

《少女之心》原是少女认罪书

那么，《少女之心》究竟是什么样的故事?且听白士弘慢慢道来。

在那个大家整天忙于“革命”与“斗争”的年代，十六岁的花季少女黄永红(不知道是否真名——记者注)在被下放的父亲的指派下，发现了母亲与何叔叔“通奸”的秘密。

单纯幼稚的她对母亲的所作所为感到憎恨，在学校如火如荼的“学黄帅”运动的感召下，为了摆脱母亲“通奸”带给自己的罪恶感，争做“黄帅”式的好少年，黄永红不顾母亲多次恳求，将所看到的一切写成大字报贴到了学校门口。

但这次英雄伟大的“革命行为”，并没有给她带来预想的荣誉和解脱。妈妈被民兵带走了，爸爸和弟弟对她就像仇人，同学们冷眼相看，不时把“破鞋”二字挂在嘴边，连老师的赞扬也言不由衷，充满讽刺。

之后，母亲被下放到农村，父亲回到城里，却与她形同陌路。她该怎么办?黄永红陷入深深的孤独和迷惘之中。这时，与她同学多年的男生李国华出现在她的身边。李国华不但给她以安慰，还告诉她一个天大的秘密——“何叔叔”才是黄永红的亲生父亲。但何叔叔始终不肯承认。

在一次次交往中，黄永红与李国华逐渐产生感情。但因为一个小小的误会，他们被老师抓了个正着。在全班为此召开的批判会上，承受不住压力的黄永红晕了过去。

一场大病后，黄永红被何叔叔送到她母亲那里。在农村，她欣喜地发现了同样被学校开除来到农村的李国华和他的家人。农村相对宽松、单纯的环境，使黄永红和李国华有机会深入交往，俩人感情越来越深。直到有一天，他们怀着青春期的好奇与冲动，开始了彼此身体间的接触，但这方面知识全是空白的两个人，数次探索均以不得要领而告终。

一天天的晚归引起了双方父母的注意，家长们轻而易举地揭破了他们的秘密，两人的交往被严格禁止。

当他们为“改正错误”而保持距离的时候，另一个从城里发配到农村的男生姚大明闯进了黄永红的生活。为表示离开李国华的决心，黄永红主动接近姚大明。姚大明是个情场老手，知道如何直截了当地示爱，处在青春躁动期的黄永红最终没能把握住自己，迷失在爱欲之中。

但一次与李国华的偶然邂逅，使两人旧情复发，两人不可遏制地走向越轨。黄永红痛苦地发现，自己对两个男生都存有好感，谁也割舍不下。

混乱的青春、混乱的感情只会导致更加混乱的结果。终于，黄永红和李国华的事被姚大明发现。为了自己的尊严，两个男人相约以决斗的方式解决问题。决斗中，李国华失手杀死了姚大明，随后，他也因为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惊惶失措的黄永红被关进监狱，在威逼诱供之下，她写下一摞厚厚的认罪书。这份认罪书，便是后来的《少女之心》。

遭遇

就像从《水浒传》变出《金瓶梅》

后来《少女之心》为何变成令老师和家长闻之色变的“黄书”?那段广为传抄的、两三万字的“黄色”内容又从何而来?

“此《少女》非彼《少女》，”白士弘解释道，“《少女之心》是讲‘文革’时期人的命运，而抄得很凶的那段‘黄书’，其实是从原故事情节中演绎出来的，类似于利用《水浒传》的背景和几个人物，另写出一部《金瓶梅》。”

白士弘向记者透露了书中的一些情节，解释《少女之心》变“黄”的过程：

女主人公入狱之后，审讯人员迫使她详细地写出恋爱经过及床上细节，事后，又把这个“黄色”故事流传到社会上，使她成为了千夫所指的“破鞋”。许多人因此对她垂涎三尺，因为无法达到目的而企图罗织罪名，以便再次把她送进监狱……

而那本广为传抄的“黄书”，白士弘可以肯定，是从这段审讯记录中演绎出来的。

白士弘说，“文革”时期，手抄本是成本最低、人们最易接受的传播方式。“当然，抄书肯定先拣‘最感兴趣’的部分抄，而且难免按自己的想象添油加醋，就这样越抄越玄，导致后来‘黄书’广为流传，而原故事却不为人知。”

线索

“黄永红”原型可能健在

这是白士弘第二次公开寻找手抄本作者。当年出版《暗流》时，他就通过媒体发表公开信，称寻找原作者，除支付报酬外，更希望向当年那些具有非凡勇气的人表达一份敬意。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证明《暗流》中某个故事是自己写的。

不过，白士弘对寻找《少女之心》的第一作者充满信心，假如文中故事属实的话，“黄永红”的原型很可能仍在中国大地上的某个角落默默地生活。

白士弘透露，在故事的结尾，黄永红产下一个遗腹子，取名为李姚，以此纪念她的爱情。在偏见与歧视的夹缝中，面对当权者们贪婪的目光，最终她不得不逃离家乡。故事到此戛然而止，所以判断不出她现在生活在何处。“孩子是母亲的生活动力，她应该能挺下来。”白士弘说。

据了解，文中提到的“学黄帅”运动起于1973年年末，1974年达到高潮。依此推断，如果“黄永红”当年是十六岁的话，如今应该只有四十六七岁。

此外，白士弘分析，“黄永红”所在学校的老师、同学，她的父母，李国华、姚大明的家人，她下乡的农村村民、干部，参加审讯的公安人员等都是知情者，现在这些人大多应该健在，而且过得挺好。不过，他们会不会站出来提供线索呢?记者对此表示怀疑。

“草原部落”丛书作者之一、青年作家摩罗受托为这次公开出版的《少女之心》写序。他认真研读之后推测，这个十四万字的版本，是在传抄过程中经过许多人的增删、改写、润饰逐步形成的，但是，最初的作者显然是最重要的作者。摩罗希望知情者公布有关史实，也希望对“文革”时期地下文学和地下思潮有专门研究的学者向读者介绍更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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