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经济出现问题时，开放和全球化都会被提审。没办法，亚当·斯密论证了绝对优势的"常识"，大卫·李嘉图则坚持有悖"常识"的相对优势。交给全民公投，后者的票数总超不过前者。

　　最近，全球化的反对者找到了一个更具时效性、更具杀伤力的目标：金融全球化。而且，由于次级贷款危机造成的金融市场波动，很多人失望地从全球化阵营出走，试图寻找一块避风的中间地带。这是一次值得认真对待的进攻。

　　在贸易全球化的论争中，存在始终对立冲突的立场。出口行业和进口商品消费者是得利者，受进口商品冲击的行业是失利者。开放过程就是双方角力的过程。议题针对金融全球化时，得利者和失利者的界限十分模糊。不甚确切地简单描述，繁荣时，似乎人人得利，却总觉得别人得到更多；动荡时，似乎人人失利，又总觉得自己损失最大。值得注意的是，像一次空难会降低旅客对交通方式的风险偏好，坏消息不断的金融市场也使经济学家们趋向谨小慎微。不少人开始数落金融全球化种种不是，仿佛它是史蒂文生笔下的好人杰基医生，喝了药，立刻变成凶恶的海德先生了。

　　原本坚信金融全球化的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JohnPlender（约翰·普兰德）撰文"辩证地"指出，明智的、全球性的金融无疑是好事。不过，对这件好事，"我们无疑都受够了"。具体而言，他"受够了"三件事，一是金融全球化使一部分国家的高储蓄率得以转变为另一部分国家的低储蓄率，大方的信贷推动了资产泡沫化；二是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钉住或者盯紧美元的汇率制度事实上把他们的国内经济置于重商主义的保护、隔离中；三是金融全球化使一国经济模式造成的过剩不可阻挡地侵入其他国家。

　　我以为，Plender先生无法继续忍受的三件事都是真的，也都与金融全球化有关，然而，它们是改进金融全球化的起点，而不是中止金融全球化的判决书。

　　首先，高储蓄率的出口国生产者造就了低储蓄率的进口国消费者，正是跨国金融市场高效率配置资金的结果，功在全球化。至于大方的信贷推动了资产泡沫化，是特定国家货币政策的失误，责任在那些放任泡沫横行的货币政策制定者（现在看来，很可能是某个一度被神化的精英人物）。

　　其次，新兴市场国家钉住或者盯紧美元或者与美元保持某种受控的弹性关系，实属无奈之举，给予本国发育中的金融系统适当保护，是它们支持、参与金融全球化的最好方式。隔在完全封闭的金融市场和完全开放的金融市场之间的，不是一条小水沟。渐进才能最终开放。

　　最后，一国经济模式造成的过剩侵入其他国家，是金融全球化必须付出的代价。不必过度担心美国不动产市场盛极而衰，次级贷款证券无人问津，零售银行遭遇挤兑，华尔街人士年终奖缩水……回归而已。只要存在价值和价格的区别，偏离和回归就不可避免。

　　说到底，金融全球化不过是一件超级好用的工具，它不能促使一个拥有强势货币发行权的政府为了别国的外汇储备不贬值而牺牲本国经济，也不能保证评级机构在全世界乐观主义气氛中坐怀不乱。但在过去几年中，它确实改善了世界上太多人的福利，因而值得我们为之付出信任和耐心。